烛光不灭 守望天明

Word for Today 今日圣言 2022.6.15 Unconditional joy 无条件的喜乐（中文为本人试译） When joy is absent from your life, power is also missing (see Nehemiah 8:10). Our happiness shouldn’t be based on what’s happening around us; it should be dependent on our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John says, ‘We can be completely filled with joy’ (1 John 1:4 GWT). 当你的生活中没有喜乐，你就不会有力量（尼希米记 8:10）。幸福不应该建立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上，应该取决于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用使徒约翰的话说，我们可以“喜乐充足”（约翰一书 1:4）。 Pastor Reimar Schultze notes: ‘John did not say this when all was well, but when…everything had turned to shambles. 1) All his fellow apostles had been murdered. 2) Rome had destroyed the temple [so]…not one stone was left upon another. Flavius Josephus, an eyewitness wrote, “The multitude of those that…perished exceeded all the destructions men or God ever brought upon the world.” 3) Many Jews and Christians became refugees.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was about forty years and 25 per cent of the people in Rome were slaves. 4) John himself lived as a condemned criminal on ...

中 國 的 瘟 神 馬建 當2020年初春，新冠肺炎疫情佈滿中國武漢時，上海的律師張展走向了那座瘟疫之城。她知道，最可怕的不是病毒在傳播，而是真相被掩蓋了。她要為活在瘟疫外圍的人們提供信息，免受謊言病毒之害。結果是，她被抓回了上海監獄，判刑四年，成了囚徒。 2022年初春，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轉了兩年來到了上海，人們又被中國政府封鎖在了家裡，成了囚徒。接下來的北京、天津等城市也會是這樣的。在中國你的房子再寬大，那也是備用的牢房而已。極權政府的監獄式管理制度比瘟疫還可怕。不僅是城市，中國本身就是一座封鎖信息思想的大監獄，不僅每個街口、站口佈滿監控設備和警察，公民自由交流聚會的場所也沒有，人們也習慣地把朋友鄰居當成病毒互相提防着。張展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審判因揭露武漢疫情而入罪的公民。從電視上我看到那個坐在輪椅裡已經絶食近七個月的張展，再看看現在八位忍饑挨餓的上海市民同時搶那一把蒜苗，以及把寵物狗從四樓用繩子吊到街上遛躂的場景，就感嘆中國人已經習慣了那種沒有自由和尊嚴的生活。 我就想到了中國幾千年來供奉的五大瘟神，他們本是一群鬼，分別管理着春夏秋冬和整個中國的瘟疫。由於人們恐懼病毒，便把鬼當神供在了廟裡，乞求一年四季都沒有瘟疫發生。這次武漢和上海的新冠肺炎病毒都爆發在春季，那這位春天的瘟神名子叫張元伯。 我們都知道當瘟疫來臨，人們如囚犯般躲在家裡幾天閉門不出，是防止病毒傳播，是政府應該去安排做的。但新冠肺炎經過兩年的不斷變種，已經和流感一樣了。封城封區又封戶那就是在用大砲打蚊子，是沒有作用的。但中國是極權管理制度，總指揮習近平要把病毒清零，全國就必需封鎖。如同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指示全中國把麻雀殺光清零一樣。 三十三年前的北京天安門就封城戒嚴，把廣場的學生們圍起來抓捕槍殺。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模式，只不過習近平把麻雀換成了新冠肺炎病毒。今年是天安門民主運動三十三周年，天安門廣場照舊關閉維修。沒關進監獄的人們照舊被監視居住在家裡，切斷電話防止外國記者採訪。新冠肺炎瘟疫來臨，對中國人而言就是從大監獄轉到小監獄，自已家就是隔離病房，警察們劃出條條封鎖線貼上封條，由社區居委會開始了監管。其實中國的戶口制度非常適合大瘟疫來臨的有效管理。而這一次上海封城，就是自封為新冠肺炎瘟疫的總指揮習近平的又一敗績。當武漢爆發新冠肺炎時，他指揮着國內封控，但放開國際航線，讓病毒流行全球。這一次他是...

出处：https://twitter.com/jajia/status/1533201969980252160 我02-09年一直住軍博邊上。吃飯通常就在木樨地、羊坊店這一帶。03年6月3日晚上，在木樨地25號樓背後的小賣部買煙，很多大爺大媽在樓下乘涼。一個問另一個：外邊兒怎麼那麼多警察，出事兒了？一個說：六四啊。大媽說：唉呦喂真是的哎，這轉眼都十四年了。那段對話我記得特別清楚，他們應該都是親歷者。 那段對話特別家常特別隨意，但可能也恰恰因此，讓我覺得那是一段已經嵌入生活與記憶而無法改變的歷史。他們對警察每年在此地的巡查已經習以為常不覺有異。每年此日木樨地、天安門此地無銀一般的關閉地鐵口，更是提醒大家這裡發生過什麼。 那幾年管得不嚴的時候，木樨地我見過有人在地上點蠟燭，警察只是圍觀而不驅離。甚至09年我在天安門廣場還能帶著白花進去，一直走到紀念碑才被發現。那時候天安門廣場還沒有安檢。現在是無法想像這樣的。 木樨地25號樓後面有個湖南菜館，長期以來是個飯局據點。在那兒第一回見到浦志强律師、康國雄先生、余世存等人。康即住在21號樓，那個樓裡還住著蕭乾的遺孀文潔若，因為登門拜訪過。樓下有個「八先生涮肉」，也挺好吃的。 木樨地21、23、25這幾幢蘇式住宅樓是長安街的門面，就我所知，文聯、社科院、中科院、民委的職工家屬住這裡，當年是流彈致死的重災區。要說故事，那真是一堆一堆的。我聽康老講過一次，站在窗前指著馬路說的。 那時作為一個外省來京青年，聽到當年的親歷者講這些故事，還是很激動的。05年認識曉波老師，08年在台北陸續又認識幾位廣場核心人物比如王丹和開希、蘇曉康等幾位，那時候我已經閱讀了大量的回憶錄，可以和聽到的故事相驗證。慢慢地，我建立了自己對六四的全方位認知。 我02年翻過新疆武警建隊20週年的資料，後來採訪過一些老先生，大概在04、05的時候，意識到當代中國的大部分要回到六四才能認識清楚。比如新疆、西藏、香港，因為六四發生了巨大變化。六四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分水嶺。不知道六四，是無法認識中國的。 在這個意義上，六四不是已經結束的歷史，正在發生的和即將發生的中國問題，都在六四的延長線上。六四從來沒有結束，受害者仍然遍佈海內外，鎮壓後埋下的巨坑就橫亘在我們眼前，是無法繞過去的。也正因此，才顯示出他們掩耳盜鈴的可笑與荒謬。 我有五六年時間上班在建國門和國貿，而且...

  我们是一群基督徒，和海内外华人一样，生活在1989年之后的世界。 我们认为，1989年6月4日前后发生的，是一场专制政党控制下的政府军对本国民众的杀戮。这场震惊世界的流血惨剧，将人心最深处的罪孽和黑暗，在上帝和世人面前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可这一惨案的真相，至今仍被政府隐瞒。中国人20年来，持续地活在一个由强制和高压所维持的谎言之下；直到年轻一代的心中，已扭曲甚至忘却了这一历史。 我们认为，关于这一悲剧的记忆、控制和遗忘，今天仍然压迫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无论财富的积累和规模，在最近20年是如何鼎盛而喧哗。中国人失魂丧魄的生命状态，麻木而冷漠的道德现状，失去诚实、勇敢和骨气的文化，乃至官场横行的腐败，社会弥漫的怨恨，都无不与这一场20年前的血案，和20年来政府的谎言与遮盖，以及20年来我们在这谎话下的苟且与沉默密不可分。 我们谨向20年来为这一事件寻求真相与正义、并付出各种努力和代价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天安门母亲”等六四受难者家属群体、及为此遭受政治与司法迫害的人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我们认为，仅凭着对历史真相的寻求、政治公义的伸张，仍不足以化解国人的心灵苦难与现实困境，使道德与文化得着更新、灵魂得着自由。 我们认为，六四作为政治罪恶的一个丑陋标志，其意义不只是向中国人指明了一个更好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必要；更向中国人指明，任何建立在罪恶人性与短暂尘世之中的社会理想，都是不完全的，都不可能承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切基于人本、将神排除在外的理想，即使看来再好，都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人一百年多年来在寻求民族自强的路上所付出的人性尊严与自由的惨重代价，就是明证。 我们中间一些出身于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他们寻求信仰的历程，多与六四事件密切相关。一方面，它激起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我们为民族、国家的苦难痛心疾首，愤怒指责专制暴力的罪孽。另一方面，这一悲剧也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看见自己并不是站在这一罪孽和悲剧之外的全然无辜者。一切社会层面上的苦难，尽管可以归结在制度与政治的丑恶上，却无不源自于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罪性。就这一罪性而言，我们与杀戮的决定者、指挥者和执行者，并无任何不同。我们要感谢主的是，同为罪人，却蒙了从神而来的奇异恩典，藉着上帝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拯救世人的代赎之死，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认识那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和...

墙内常说的“喝茶”对应的并不是“讯问”，作为专业术语“讯问”应用的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诉讼当事人，像我和我的朋友们所遭遇的其实是“约谈”。 严格来说约谈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我将它理解为为权力不对等情况下上位者通过谈话方式对下位者进行规训施压，常见于“维稳”目的下的警察对公民、校方对学生。所以如果警方联系你是不会直接说这个词的而是用诸如“了解情况”之类的话，因为它并不在正规的司法途径内。 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你在法律层面其实是无罪的，所以你不需要害怕，同时由于流程的非常规你也无法用正常的司法方法来应对，所以你需要保持谨慎。具体来说： ❶ 如果接到自称警察的电话要求你前往派出所，请不要马上答应，先问他的姓名、警号，接着向他询问具体缘由。如果对方的态度比较好，尝试提出能否不去警局直接在电话中交流，目前疫情防控是个很好的借口；如果你像我一样遇到的警察态度恶劣用上了威胁性话语那还是干脆点答应吧。结束电话后，检查一下来电号码是否为对方要求你前往的派出所的官方电话，如果不是，致电派出所报刚才问到的姓名警号核实情况，万一你遇到的是诈骗呢。 ❷ 前往派出所时，如果有内容干净的备用手机请携带备用机，如果没有，请尽量不要带手机，如果一定要带，那么首先请卸载一切墙外软件，包括谷歌和VPN本身；其次，请退出所有讨论过政治内容的群组。如果你在上条的询问中明确知道了自己是因为哪件事哪些话被约谈的，请及时提醒相关朋友（比如在群组里通知一下解散该群）清理手机，做好可能会被警察找上的心理预期。 ❸ 警察只有在面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时才可以收集、固定电子证据，也就是说约谈场景下他们其实没有权利查看你的手机，如果对方提出请一定要拒绝，并要求他给出依据是哪一条法律哪一张授权令；如果拒绝不能，请确保自己完成了上一条。 ❹ 学会装傻充愣。警察很可能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尤其像我遇到的谈话警察是受其他警局所托的情况下，所以请不要对方问什么你就乖乖回答，更不要自己主动“坦白从宽”了。以我自己为例，警察问我为什么关注丰县，答法学生案例研讨；问都关注了些什么，答官方新闻。其实江苏警方找来的契机应该是我发了乌衣相关消息，但当我发现谈话的警察并不清楚这一点时就全程避开了相关话题。总之回答问题时注意模糊信息，以暴露最少最安全的内容为原则，问时间就说新闻出来的时候，问言论就说评论央视调查，语气尽量轻松，...

敬爱的父亲母亲大人： 孩儿不孝，要离您们而去了。 孩儿知道，您们含辛茹苦，把我从一个吚呀婴孩带成一个胡须男儿，付出了多少心血，这绝不是几万元的金钱所能涵括的。养育之恩，孩儿粉身难报，然孩儿竟不能不抱着巨大的憾恨，强忍悲痛割爱而去了。 照理说，经您们多年的辛勤操作，我们这个小家庭虽不算是上乘，但基本上算得上殷实之家。我大学毕业后，也会相应地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前途，本应该知足而过了，然孩儿环顾四周，眼见这贫穷落后的国家、黑暗污浊的不公平社会，再念及自己的壮志，竟难以安然自在。我们是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穷国，可它被一些误国错民者强行套上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过于超前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生产关系极其不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我们在这个基本的错误前提下被以社会主义作为施政准则的共产党弄得苦不堪言。从50年代的乱反右消灭一切异见异人，乱跃进拿国家当儿戏，到六、七十年代的那场巨大民族灾难，给中国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耽搁了中国多少宝贵的年头！这种耽搁与损失绝对要比社会主义御用学者所咒骂的资本主义灭亡之源——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危害更深刻严重，更广泛可怕。虽然我们国家这几年有了一定的开明和改善，但却远远不够。统治者仍死抱“社会主义公有制绝不改变”的陈谷滥米，顽固坚持维护自身集团私利的“四项基本原则”，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使自己的政党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要人们无条件尊奉自己，神化为“基本原则”。政治上排斥异已，血腥镇压反抗者；不仅如此，一些特权人物及其他们的子弟，更借松闸之机大捞特捞，打着神圣的旗号干着最卑鄙无耻的事，祸国殃民，剥削黎民血汗。而一般公众又在传统势力的淫浸之下，敢怒不敢抗，反而随波逐流，老老实实地跟着现实走，许多人的心是麻木的，他们的灵魂已经昏沉在黑屋之中。 国家走错了路，陷在贫穷落后的泥潭之中；统治者手握特权，腐淫奢糜，花天酒地，荒淫作乐；高干子弟更是仗势横行，为非作歹；社会上流氓霸世横行，警察与真正的社会渣滓同流合污，礼敬烟酒，，对一般民众却狠如狼虎，棒敲脚踢；数亿老实的农民仍沉沦于愚昧之中；一般公众胆小唯诺—社会的黑暗、不公平、统治者的污浊、人民的麻木冷漠，这一切，使我难以独善其身，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安心供奉你们。民未安，何敢忘忧，目未达，何敢自顾？ 也许，应该可惜我的心没有彻底麻木。它的清醒导致了我心灵的痛苦与难耐。我不能（注：此处约6字无法辨认）而熟视无...

  1989.06.03．晚七点，中央电视台突然播出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要全市人民不要出去。我们全家四口人连同我儿子吴向东的女朋友都非常紧张，到晚上七点半左右，向东提出要送女朋友回家，尽管我们作为父母强劝他们不成，只好让他们走。临走时嘱咐他；“向东，送完女朋友早点回家”。谁知，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了啊！。 儿子走了，我和向东的父亲吴学汉就到离家很近的小西天二环路上去看看，看到成群结队的大学生们举着各种旗帜向西单、天安门方向有序前行，问其何因？大学生们回答说，“我们早几天已离开天安门广场，可是还有许多外地大学生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听了中央电视台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后，怕半夜会发生类似1976年五四天安门广场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而遭毒打、拘捕的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多去些人，去保护在广场上的外地大学生”。到晚上21点左右，听到远处传来枪声，儿子还没有回来，我们心急如焚，在家里和大街上来回无数次转悠，等待儿子归来。看到街上不时有脚踏三轮车载着受伤人急速行进，心知大事不好，政府已经开枪杀人了。我们两人焦急地抱着种种良好希望等到4号凌晨四时左右，儿子还是没有回来，我们夫妻俩按捺不住焦急思念的心情，嘱咐小儿子卫东守在家里，等哥哥回来，就急匆匆骑上自行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寻找儿子。 从小西天经新街口、西四、一直到西单这一南北向大街上，只见一队队凄凉悲伤的大学生低着头、两手下垂、精神沮丧地往自己学校撤去，有时还见到学生们一边走一边哭着抬着伤员、抬着被坦克压碾的同学尸体。我的心都快碎了。到了西单十字路口的长安街上，惨景更是触目惊心，街面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压碾的凹凸不平。长安街两侧、尤其南侧平房式商店的房墙上被戒严部队的子弹打的千疮百孔，连公共汽车的站牌上，也有子弹穿孔的痕迹，在商店的大玻璃窗上随处是用鲜血写的“打倒法西斯！”“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斗大标语。在西单十字路口中心，人们正在烧着那个嗜杀成性、后来在电视中被称为“抗暴英雄刘国铭”的解放军战士。我还走过去说：人家解放军，人都死了，干吗还烧他哩！不料众人齐声反驳我：“你昨夜不知，这解放军扫射路边老百姓，他们队伍都前行了，他已经掉队还不甘心，杀红了眼，继续追杀逃往胡同里的老百姓，有的年老跑不动，跪下举手投降，他继续扫射，真是比日本鬼子还凶残，大家打死他、烧了他还不解恨哩！”我无话可对。再向长安街东行，快到东华门时，见很多老百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