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我本神所造，一切归给神 ——我的见证

【本文为朱虞夫先生于2024年11月23日在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上发言的文字稿。另参见VOA独家专访 朱虞夫：我相信越是黑暗，我们离天亮越不远了】

感谢主持人，感谢屏幕前的各位朋友，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为主的奇迹作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先在这里做一个祷告：

万能的主啊，国度属于你、权柄属于你，我们唯有在你面前顺服，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你，唯有你的安排是最好的，你的恩典够用。今天，我怀着感恩和谦卑的心，与大家分享我在 主里的见证和体会。我们每个人都是 神奇妙的创造，生命的每一刻都属于 神。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基督徒的使命，如何在逆境中持守信仰，以及将 主的爱化为行动去帮助他人。主啊，我向你祈祷，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我们今天的属灵见证。以上祷告奉 主圣名——阿门！

一、基督徒的使命：做盐、做光，坚定不移地走信仰的路，活出主的爱

在这里我首先要介绍一名杭州的基督徒，今年如果他还活着，应该是90岁，但是在54年前，中国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被封建法西斯的政治运动杀害了，是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吗？没有；是他损人利己了吗？没有而且恰恰相反：他只是因为反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毁坏中华民族伦理纲常、毁坏中华文化的大浩劫。他只不过担负起一个基督徒的社会使命，面对邪恶拍案而起，试图以和平抗议的方式拯救危难中的同胞，让每一个上帝的孩子活得有尊严。李提木，1934年出生于浙江东阳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由于家里人口多，生活贫困，他信奉基督教的母亲准备将他送人，但又不知道作为基督徒能不能这样做，就去教堂询问牧师，牧师知道后，劝阻了她，提出教堂帮助她抚养这个孩子，让他受洗并将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提摩太的名字来命名他。

李提木长大后考取了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杭州的小学做一名教师。由于他从小生活在教堂，富含慈爱之心，深得同事和学生们的喜爱，他娶了杭州园管局西湖游船管理处的划船女工任月琴为妻，游船处是园林局唯一的集体单位，劳保待遇比其它单位都差，而且劳动强度特别大，病了都不敢休息，李提木深感生活压力之大。特别是六二年冬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李提木下课后做了营养菜，匆匆赶到南星卫生所，菜冷透了，病房门口的小煤炉上却不停地煮着派出所所长老婆的礼品。李提木感到万分的无奈和愤慨，从而使他体会到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他开始教育学生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要做光和盐，有益于社会，要体会弱势群体的痛苦。

1965年他所在的凤凰山小学学生去玉皇山秋游，一名顽皮的学生从山崖上失足坠落，李提木急步上前承接，巨大的冲击力将李提木的头重重地撞在石崖上，学生得救了，李提木却伤重住院。在他养伤期间，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他非常反感尘嚣甚上的所谓“群众运动”，敏锐地发现这是权势者导演的一幕丑剧。正巧他借了《第三帝国的兴亡》在阅读，那些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叫嚣，那些法西斯式的打砸抢烧，使他把社会现实与当年的希特勒德国联想在一起。他从心底呼唤耶稣基督，恒切祷告 主拯救疯狂中的中华民族，但是，依然无法阻止暴力每天在剥夺善良人们的生命，悲惨的现实折磨着李提木的良心，他判断，这个穷兵赎武而又民不聊生的造反派迟早会发动战争祸害世界。

李提木想，自己是上帝的羔羊，应该以基督徒的使命感挺身而出，唤醒被撒旦迷惑而误入歧途的人们，一起阻止更大的灾难发生。李提木认为，作为社会良心的基督徒，对于时代和社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主呼召他的大使命，不屈不挠与强势的歌里亚奋战，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社会成为遵守上帝律法的处所，他再也不能置之度外。

1969年初春杭州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我正在初中“复课闹革命”，突然当局“大索天下”：要大家发动“人民战争”用群众专政的手段破获“3.5”反革命案件，但是又不告诉大家这反革命案件的内容是什么，就在大家茫茫然间，过了二十天又说发生了“3.25”案件。这次工宣队出示了一张经过技术处理的漫画，是当时习见的打倒刘邓的漫画，只是画刘邓的位置是空白的，大家的脑子就恶补是毛林。又过了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是案子已经破了，是个小学老师干的。他在雨夜一个人穿着蓑衣在西湖边走着，当时没有游人，那些假装着钓鱼的都是便衣，他被拦下进行搜身，搜出了传单。

十年后的1979年，我参与发起了杭州民主墙活动，那天在《四五》编辑部的碰头会上，我提出让大家分头去调查文革期间杭州的三个旧案：一个是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画家全家自杀案；一个是浣纱路井亭桥附近越战退伍兵自焚案（1975年7月，那天我正好在现场）；一个是李提木“反革命”案。几天后大家反馈回来说，画家是上海人，自杀后单位里就没有了后续消息。自焚的退伍兵探访不到。而李提木有了消息，我们编辑部的聂敏之在文革时期判了死刑，正好与李提木关在一起，李在行刑前，将个人物品送交给聂，其中有一件棉袄，托聂带给他的妻子。但是十年过去了，聂一直不知道李提木的家人在哪里。那天我在单位与同事聊起李提木的事，同事说，李的侄子就在我们植物园工作，我找去一问，果然是。我问他李案有没有“平反”，他说没有。我把聂敏之的事告诉他，让他转告他婶婶，约个时间大家一起聚聚。

那天傍晚李提木的遗孀任月琴带着女儿（因为营养不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来了，聂敏之也带来了李提木生前托交的物品。当年聂敏之是因为参与“武斗”，在温岭某个隘口伏击了前往温州镇压另一派的武装队伍，打死了队伍前面的解放军士兵，被诱捕后判死刑，关到林彪“913”后释放的（因为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是林彪死党）。李提木被捕后与他关在一起，几乎每天都拉出去批斗，每次回来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聂敏之问李提木为什么要那样做，李说那是他——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是对自己的救赎。“我们因主的爱，应该为弟兄舍命，用实际行动去爱”。“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两个“罪大恶极”的人关在一起，总是要聊可能判决的结果，聂敏之说自己犯下血债了，必死无疑，李没有血债，当年毛在王实味事件后说过，这样的事“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可是李在经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后，感觉到会被判极刑。关押一年后，1970年为配合“一打三反”运动，李提木在四月底被判死刑并执行，时年三十六岁。李提木非常平静、坦然地等待这个最后时刻的到来，他的遗体被行刑者用钳狗的大铁钳拖走、火化。1970年，据统计，这一年全中国像李提木一样被处决的“现行反革命”达十三万五千人。

李提木被处决后，他的家属也陷入了深深的苦难，那个年代的“反革命家属”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人人可任意欺凌的贱民。那天的聚会她们母女一直相拥哭泣，我向她们提出，现在当局要“拨乱反正”，正在平反许多文革中的冤错假案，你们何不向他们提出平反呢？任月琴说，家里没人会写。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帮你们以侄子的名义写，由他侄子向市政府递交上去，不久后获得一纸平反，但是当局坚决拒绝了苦主要求登报声明的要求。（他们在天怒人怨的处境中为李提木平了反，把杀害无辜的责任推给了“四人帮”，但是就在前几天，11月1日，我托国内的朋友去探访一下李提木的遗属，并对其遗属作一点生活帮助时，却遭到了国保的阻止，这说明这个政权与当年同样邪恶。）

邪恶的撒旦败坏了人心，扭曲了人性，对于种种人间悲剧，我感到深深的无力和痛苦，唯有将一切权柄归于主，让我们都信靠主，在地上建立天国，让每个人都心存敬畏，让爱人如己的基督精神行之大道。

二、在担当中接受主的使用

马太福音5:13-16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作为基督徒，我们被呼召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影响力，用我们的言行见证神的荣耀。在这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时代，坚定不移地走信仰的道路尤为重要。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灾难源于信仰的缺失，目睹了太多的人间悲剧，悲愤之心使我胸臆抑塞。在那个混乱的文革时代，我偶然捡到半本残破的，被红卫兵撕毁的《圣经》，偷偷躲起来翻看。一次次被古贤哲人的坚定信念所感动，被约翰、保罗不屈不挠追随耶稣基督道路的精神所感召，产生了一种传播爱、传播真相，改变邪恶现实，作一名使徒的责任感。

我广泛交朋友，组织读书会，在“四五”运动中积极联络活跃的青年工人，有志于改良社会现实、向左倾极端势力发起挑战。1978年年底，我与读书会的朋友们一起建立了杭州的“民主墙”，与“四五”运动中的朋友一起办起了“四五”民刊。在人生道路上，我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和危险的坎坷小路。

自我在民主墙下参与公开的社会活动后，我就成为当局的捕猎对象，只是因为文革的黑暗和残暴使当局在国际社会被千夫所指，它们暂时不敢大幅度镇压，它们拿不到我“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它们找不到我“流氓活动”的蛛丝马迹，它们千方百计却无从下手。但是，在年轻人有更多选择的时候，我的选择之路却一次次被堵塞，如1984年我在浙江电视台招聘记者的考试中成为全省唯一通过初试、复试、面试的考生，电视台已经安排好了我的岗位，却被有关部门以政审通不过，“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退回了。现在回想这正是主的最好安排，倘若真的去了，也是一辈子吹喇叭、抬轿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抹着良心说假话。1989年，我已经在自己的努力下，在杭州江干区房管局担任工会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小日子过得也还滋润，但是良心驱使我，应该对学生的抗争作出支持。在“六四”后被江干区公安分局政保科以“参与动乱”罪名抓捕，关押在看守所“收容审查”一个月，随后被撤职并下放基层。1998年，王炳章先生闯关回国力主国内民运人士组党，我是最坚决支持的。六月组党申请注册后，王有才被抓失去自由，我将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毛庆祥、聂敏之、戚惠民、李锡安、王荣清一个一个找来，与个别王有才的旧部一起将中国民主党的旗帜高高举起，我们前往各省点火，接待各省前来取经的朋友，使中国民主党在短期内成立了二十几个各地筹委会，一时间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其实，当我在力主组党时，我就对组党将会被镇压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当年建立民主墙就是因为当局不允许追诉文革的起因，让我感觉迟早文革会重新上演；而当局一直欺骗国际社会：它们已经改变了。偏偏国际社会在白左的轻信下，居然对这样一个政权放松警惕，给它输血时不与人权挂钩，置中国人民的苦难于不顾。我想如何能将这个政权的暴戾本质昭示给全世界呢，决心以身试法，如果它真改变了，那就不会抓人，从而将中国社会向民主化大大地跨进一步。或者它露出真相，抓人，让国际社会看清楚这是一个不能信赖的政权。因为有“六四”在前，我知道它一定会镇压，我愿意成为那个受难者。我愿意“哀兵求胜”，用自己的牺牲唤醒世界，让具有基督文化传统的国际人士关注中国的政治生态，警惕当局的邪恶本质。在每个人生的关键时刻，我把自己交托给主，顺服主的拣选。

保罗在腓立比书2:15中勉励我们：“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提醒我们，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持守真理，活出与世人不同的生命。不出所料，我被捕了，并投放到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这是浙江省所有监狱迫害政治犯最严酷的监狱，是关押“法论功”，强迫法论功学员“转化”最冷血的监狱，这个监狱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蔡文光创造了“包夹小组”——让罪大恶极的重刑犯五、六个人贴身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视一名政治犯，由他们全权决定这名政治犯的吃喝拉撒和一切残余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随意拳打脚踢政治犯，随意施加肉刑。因为我不肯认罪服法 ，蔡文光为了逼迫我，让他们“帮”我“过认罪服法关”。

狱方将我隔离在“严管组”长年不准与任何人讲话；甚至规定监区里除了一把手和主管改造的副监区长，任何狱警不能走进我的囚室，任何人不能与我谈话，白天黑夜24小时，“包夹”随时记录我的言行，日复一日强迫我抄写《服刑人员行为准则》；更丧心病狂的是，我不能像其他服刑人员一样在周日会见家属，他们安排我会见的周四是孩子们的上学时间，以至于我在许多年都没能见到子女；每次会见规定必须要有四个部门的狱警在场：监区、狱政科、保卫科和会见室，少一个部门就取消会见，至少也得等上几个小时。而会见时间由他们的心情决定，任意缩减；狱方不准我看书、看报、自学，不准我接触除《规范》外的任何有文字的东西，甚至上厕所，要由“包夹”先进去，将别人丢弃的报纸清理掉才可以进入；每次上厕所必须由“包夹”批准，由他们规定时间，到了规定时间必须回监室，规定三分钟就是三分钟，规定五分钟就是五分钟；狱方不顾我高血压，每天面壁罚站四次，每次二个小时，在我“静站”晕倒后改成“静坐”；在“静坐”时，绝对不能动一动，稍微一动，便动手打人，名曰“纠正姿势”，以至于臀部长时间受压产生褥疮，溃烂，晚上洗澡时内裤结痂，只能咬牙撕下来，第二天继续受酷刑。有个新昌的关系户“包夹”还故意在我的脚边点燃八股蚊香，对我实施“烟刑”；狱方将我每天的伙食由“包夹”控制，根据“包夹”的心情决定饭菜数量和质量，一个重庆的抢劫犯说，你不干活，饭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就将饭量减少一半，菜里面有肉，他们就将肉拿去吃掉，说你年纪大了，不能吃肉。狱警不出面，在背后指点包夹“惩治”我；狱方放任“包夹”可以随时剥夺我睡眠，整晚只能朝一侧睡，有一段时间还在我的睡眠中随时推醒我，名曰“安全检查”，极度困乏的我 ，在推醒我的“包夹”还没回到自己椅子坐好，我便又在打呼了，弄得他疲于奔命 ，只好作罢；狱方害怕我传播真相，害怕别人议论他们的不义，监狱头头通知监区我的罪名不能让别人知道，我这个人不能被别人看到，将我彻底与周围的人隔离开，居然不准我放风，晒太阳，在二十一世纪，也许我是当今世界唯一不准放风的囚徒。

狱方专门挑选穷凶极恶的重刑犯来“包夹”我，有一个纵火犯某次赤着膊 ，在我面前捶打着胸肌指着我的鼻子骂：“你的心是黑的，我们的心是红的！”他几乎坐了一辈子的牢，被判过二次无期徒刑，严打的时候送过大西北。还有个“包夹”有次不高兴了，指着我骂：“你这个屡教不改的劳改胚，我只不过杀了一个人，一个受害者，你害了我们国家，你的受害者有十四亿人！”折磨我是他们坐牢的唯一乐趣，当局用流氓对付反革命是一贯的手段。监狱用减刑假释来奖励他们，他们在车间累断筋骨也赚不到那么高的改造分。

当时，抓捕我的杭州上城区国保来监狱检查对我的改造效果，我已经无法正常讲话了，想到要说的话，张口结舌，表达不出来，因为我已经长时间不准讲话了。国保也疑惑，说：“省六监怎么这样的，我们去省二监看毛庆祥，他还可以打篮球的。”后来，一个目睹我被酷刑的难友悄悄对我说，你是怎么熬得过来的？要我，一定疯掉了，我只能冲他一笑。

其实，就是对 主的信仰在坚固着我。“因为 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希伯来书13/5-6）

肉体的摧残使我健康日益损坏，我感到忧虑，趁着家人探监，我要求家人将我狱中所受到的虐待告诉国际社会，我太太说，我到哪里去找国际社会啊，你的名声不够大啊。我知道这是主像对待约伯一样锻炼着我。

为了磨砺自己的意志，我找到了洗冷水澡的健身方法。我被长年囚禁在二楼的一个北向小房间里，由二个“包夹”与我一起住，由于所穿的囚服是粗砺的化纤品，使人体产生大量静电，去楼下放风，可以将静电在草地上释放，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明显感觉静电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开始出现头痛、失眠，我就每天去监室对面的厕所冲洗身体 ，冬天也一直坚持，使身体和意志保持强健。

一个心中有主的人是决不会孤独的。虽然我被囚在狱中之狱，但是主一直与我同在；虽然我不能与任何人说话，但是我的心一直在与主交通。我相信，再恶劣的环境也阻断不了我的信仰；再暴戾的权势也屈服不了我的追求；再漫长的刑期也改变不了我的使命。“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10～12）

2002年3月，为了抗议监狱的虐待，我开始绝食，监区主管改造的副监区长杨茂盛指令“包夹小组”，每顿饭菜，要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去倒掉。他害怕我在家人探监时告诉家人，取消了我每月一次的会见。因为他是浙江省六监有名的“关系户”（贪腐分子），他以为民运分子都是反腐败的，我的到来会挡了他的财路。他一开始就坚决抵制我投放到他的监区，将我在入监队耽搁了半个月，要把我推给二大队，说那里有个（司法）部级“改造能手”，他才有能力改造政治犯。但是监狱后勤部门是专门安排关系户的，不欢迎我这样没油水的囚犯，杨茂盛实在推不了才勉强收下来 。这次他非常想把我就这么一手遮天的消灭掉。感谢主，就在我绝食十三天的晚上 ，我起夜去厕所，突然眼前一黑，仰面倒下，昏迷过去。“包夹”和护监将我抬回监舍，急忙打电话给内管队狱警，送监内医院抢救。医生向“包夹”了解了我绝食十三天的情况大吃一惊，立即上报监狱。抢救我的是温州乐清医院的前院长，在周围没人的时候，悄悄对我说：它们的邪恶你应该知道，你要活下来继续与它斗，不能先灭了自己。感谢主，我任何时候都能听到主借助别人之口向我表达的爱。杨茂盛第二天大骂医护犯，不该把我送去医院，不久杨茂盛就被调离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几乎与我差不多时间，另有一个“法论功”绝食抗议者，被活活饿死了，因为是家里的独子，家属经常来监狱哭闹，还去上面告，上面将蔡文光调走了。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19）当我们真实地体验到神的爱，就会自然地流露出对他人的关爱。特别是那些正在经历苦难和困境的同胞，更需要我们的扶持和关怀。

在这个邪恶环境的迫害下，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判刑下狱，用恶警的话来说：“上次他的的苦头还没有吃够，还要给他弄进去！”我心里想的是，当耶和华要毁灭邪恶的索多玛时，说：为这十个（义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我希望自己成为那十个义人中的一个。毕竟在这里有许多的无辜者。

从民主墙时期投入民运开始，我的人生道路就注定了坎坷，最使我难以忍受的是，我的儿女 因为我的抉择而受到当局的株连迫害。儿子从浙江大学毕业，女儿从中国美院研究生毕业都因为“政审”通不过而长期失业，偶尔找到工作也被国保特务恐吓老板而被辞退，2018年我出狱被“旅游”，陪同的国保对我说，“本来我们局长准备去教育局协调你女儿的工作问题，你不肯投降啊”。同样，由于国内形势的左倾，没人敢娶我的女儿，托人帮忙，回复是，“谁愿意做反革命家属啊！”更可恶的是杭州市国保为了给08奥运会保驾护航，在2007年四月不惜做伪证将我与儿子抓捕起来，抓捕时恶警毛利民打得他血流满面。在狱中，我儿子的肋骨被牢头打断，并判刑一年半。

耶稣在《马太福音25:35-40》中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通过帮助他人，我们不仅是在履行基督徒的责任，更是在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出狱后我也一直在努力帮助其他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这又成为我下次坐牢的“罪证”之一，但是，回首往事，我并不后悔。

第一次出狱后，我就在去杭州思澄堂参加礼拜，不久又在昝爱宗弟兄的带领下加入崇一堂礼拜并参加慕道班学习，但是出狱仅半年，又第二次被捕，中断了学习。2009年，我刑满释放后继续参加崇一堂的慕道班学习，我的身边一直都有便衣在跟踪监视，就在我快要受洗的时候，慕道班的姊妹通知我去教堂的牧师办公室，德高望重的胡泉源牧师接待了我，他说，有关部门找过他，要求教堂不要给我施洗，胡牧师说，根据宪法，公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教堂不能拒绝我的皈依，但是他可以找我谈谈，进行适当的了解和规劝。胡牧师说，他为了找我谈话，“恶补了几天”。他说，“你追求民主，可是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本身也有很多缺陷”。他举了二个例子，一个是当年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那是摩西一个人的决定，没有经过民主投票，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另一个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通过了民主程序，少数服从多数所决定的。就我这点水平根本无法反驳胡牧师的举证，于是我对胡牧师说，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来看，民主与独裁哪个更好呢？胡牧师说，那样比较，确实是民主好一点。我就说，人类社会应该是向好发展，在权衡比较后，谁哪怕好一点点，就应该向谁学习，不足的部分自有更聪明的后人来补上。胡牧师不再多说了，只是嘱咐我：“欢迎你成为主内弟兄，希望你能向主学习，活出主的样子来”。2009年8月1日，我在顾约瑟牧师的施洗下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

前不久洛杉矶牧人教堂的卢瑟福牧师听了我的遭遇，问我是不是恨那些加害我的人，我说，我没法恨，因为那些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就像那个来监狱考察我监管改造的国保所说：“你朱虞夫搞什么民主？要是民主来了，我们都远远地跑在你前头。”没有信仰的人，随时在看风使舵，神的道路修直了，一切邪恶都会烟消云散。勇敢担负起一个基督徒的使命，

生命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逼迫和试炼可能随时降临。但正如诗篇所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诗篇23:4）在最黑暗的时刻，主的同在成为我最大的安慰和力量。

使徒保罗和西拉在监狱中仍然歌唱赞美神（使徒行传16:25），给了我极大的勇气。他们的信心告诉我，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只要依靠主，就能在黑暗中看见光明。

三、你呼救，祂必说，我在这里

由于在监狱中长年吃发霉的大米，2023年11月12日我在杭州市第一医院检查并确诊罹患胃贲门低分化腺癌，发现时已经是3+B晚期，所有的朋友都为我感到惋惜，但是我并不感到绝望。有朋友来探望，我一如既往，说说笑笑，没有半点紧张和悲哀，我说，我把自己交托给主，我相信，主的恩典够用，主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让我处处见证着主的奇迹。

医院立即安排了手术，主给我派了一名非常有爱心的外科医生，一台手术做了整整十个多小时，将可能扩散癌细胞的淋巴摘除得干干净净。在出院时，需要我自己支付数万元的医疗费用，我坐牢多年，身无分文，一筹莫展。焦头烂额之际，我前妻突然想起说，她在二十七年前曾经给我买过大病保险，赶紧找出保单一看，正好在11月12日我查出癌症那天的下午到期。国内的保险公司度日维艰，正担心他们是否会履约，恰恰遇到一位投缘的保险推销员，她自告奋勇地愿意陪我一起去理赔。果然那位新朋友滴水不漏地讲了理赔要求，使对方办事员忍不住问她：“你是我们公司的吗？”最后妥善拿到了保险金，缴纳了手术费用。

2021年3月，在我附加刑剥权期满三年时，我就急着要去日本探望重病的四妹，同时希望在日本全面做一次体检，在申请护照时受到公安机关的百般刁难，满足他们的一切条件（包括必须注射疫苗）后，还是被他们以“疫情”为名拒绝办理。2023年元旦前当局宣布疫情结束，放开办理护照后，我申请了护照，取得了日本方面的签证，购买了机票，正准备出发，突然杭州市国保支队来我家里收缴了我的护照，不准我出国。我勃然大怒，区国保劝我，等杭州亚运会结束还可以出国的。九月下旬，警察带我去西安“旅游”，十月八日回家，在吃早饭时，胃噎住了 ，接下来几天，天天噎饭，我心里感觉不妙：这可能是占位性病变。但是杭州紧接着要举办残亚会，警察又将我带出去“旅游”十天。十月底，带我到处跑的片警说，他的任务完成了，他要去休年假了。11月2日，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有车可以马上接我向南，从边境出国，我当即答应了，简单的拿了点糕点就从屋顶翻到另一个楼道（我门口有保安坐着监视），避开楼下的监控走了。没想到那个警察突然来我家拿身份证去报销“旅游”车票，发现我失踪立即上报，有关部门加强了边境控制，3日下午在离中越边境一公里左右被广西宁明边境管理大队抓获。4日由火速赶来的杭州国保带回。感谢主！在最紧要的关头阻止了我。我当时不知道晚期胃癌在我体内快速扩张，倘若过了边境，我将面临非常险恶的环境，极有可能危及生命。

11月12日前往杭州市第一医院做胃镜检查，一探查，医生立即取样活检，我心里明白了，我的疑虑证实了。但是我非常坦然，我本来就是神所造，我一直都把自己交付给神，如今面对灾厄，我依然只能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上，主的安排是最好的，主的恩典够用。我的内心平静，我的脸上保持着微笑。医院通知我立即住院手术，贴身监控的保安随即将我的情况向上面作了汇报。国保大队打电话来问我病情确诊情况，我告诉他们我罹患胃贲门低分化腺癌，晚期3+B，需要立即手术。同时告诉他们，我身无分文，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希望他们能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我投亲靠友，去日本妹妹那里治疗。

第二天国保来医院先去找主持医生调查病情，了解了病情的凶险，然后来到病房对我说，我要求出国治疗的事，他们会向上面反映，但是我这个病是不能拖的，先在这里把手术做了，等上面批下来，再去国外做后续治疗。

感谢主，给我最好的医生，当他知道我被逼迫的处境，给予我极大的同情，他告诉国保，我的病情预后很差，发现已经太迟了，恐怕很难存活。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以他精湛的医术挽救我的生命，一个原来估计四个小时的手术，他小心翼翼地做了长达十个多小时。回到病房苏醒后，护理我的主内姊妹告诉我这个情况，我被深深感动。虽然我身边没有家人，但是我有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戚惠民一直作为我的“亲属”，守候在手术室门口，一直等到手术结束，我平安回到病房才离去。当我在为医药费担忧的时候，主内虹姊妹托朋友送来第一笔善款，并鼓励我见证主的奇迹。整个手术期间，我的心满怀感恩，一直沉浸在温暖之中。记得有一天护士来查房，看我笑眯眯地很开心，忍不住就说我：“亏你还笑得出来？我给你想想都想哭。”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信仰者无法与人共享心底的快感。

感谢主，在我出院后，更大的奇迹出现了：一直将我作为浙江一号监控目标、多年来严密将我软禁在家、三番五次不准我出国的国保居然同意给我领护照了。虽然它们提了一些条件：只能去日本，不能去美国；不能接触民运人士；签证期满必须回国；必须由警方送我出境上机等等。几乎是鬼使神差，我办不到的事，主能办到。我更加深信，主是大能的，祂可以将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我妹妹长期来一直为我的下狱深深担忧，苦于无法救我脱离苦难。2013年眼看我在狱中被折磨得万分虚弱，她毅然放弃工作，在朋友帮助下来到美国，将我在中共监狱中的危急真相告诉国际社会，借助国际社会的帮助解脱我的苦刑。虽然撼动不了这个邪恶势力的恶行：我因为拒不认罪服法，不能减刑假释。但是她在国际上的呼吁和控诉，大大改善了我在狱中的待遇。

2018年，我第三次刑满释放，我妹妹知道我已经是这个风雨飘摇社会用来杀鸡儆猴的人质，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罗织罪状将我判刑入狱，我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住折腾了。她立即开展了救我出国的努力，但是当局在我释放以后还要施行三年的附加刑，继续在自己的家里坐牢。2021年3月，当局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剥夺我的公民权了，却又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将我列为公安部的“边控”人员。一直到我癌症晚期，生命将尽，这一切突然在主的手上反转了。

来到日本后，我妹妹一面积极安排我的手术后放化疗，一面努力联系我去第三国安顿，因为她知道，它们几十年来已经对日本作了深度滲透，佐世保离我住处不远就是停泊中国国际邮轮的港口，每周有二趟从青岛和天津来的邮轮。如果暴露地点，国保可以轻而易举将我绑架回国。我妹妹瞒着我向许多朋友求助，但是反馈的信息非常不好，多国朋友在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时，得到的答复是，我既然已经到达自由的国家，就不能再向第三国提出申请；如果要求第三国签证，我的中国护照必须回国签证。我所有的去处基本已经全被堵了，有朋友说，我离台湾那么近，就在台北跳机吧，但是台湾刚刚拒绝了国内异议人士，立马堵住了可能跳机的漏洞。

我今天能够站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是离不开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的竭力帮助的，我觉得是主通过傅牧师的手在营救我。傅牧师自我妹妹到达美国后就开始密切关注着我的境况，他一直向国际社会呼吁，迫切希望我早日脱离旷日持久的迫害，同时也和美国国会的有关议员就营救我做过多次努力。傅牧师在我坐牢期间曾将我受到当局株连迫害的子女、家人救援赴美，使当局失去了折磨我的“软肋”。

当我们到达日本的第二天，我妹妹就向傅牧师发出了求援，傅牧师也立即联系了有关议员开始了我赴美的营救行动，我妹妹焦虑地等待着美国给予我们开通赴美的通道。

三个月过去了，美国方面没有任何消息，其它国家也以我既然已经到达自由国家，从而避难条件已不存在，表示无法接纳我。而我的日本签证却要到期了，焦虑中，我妹妹通过一系列的繁复手续又为我取得了三个月的续签，同时日本出入境管理局也明确告知我们三个月后，无论任何理由都无法在日本本土上取得签证，如果需要继续治疗，必须回母国重新签证…..

我妹妹因为等待美国的消息而心神不定，焦头烂额。看到焦虑中的妹妹，我对她讲，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主了，如果其它路走不通，我相信这是主安排的，我准备回国，因为这一定是主在要我回去做我当做的事，主是要我回国使用我。我妹妹看我很执著，悄悄让她女儿将我的护照藏起来，就回美国了。

日子飞快地过去，眼见到了七月下旬，在日本的签证期只剩下十天左右了，国保开始来电话催促我回去，许诺我回国治疗给我使用进口药，许诺给我报销日本的治疗费用。再三问我是乘哪天的航班，他们来机场接我.....为了不使国内起疑心，我妹妹买好了我回国的机票。

几乎同时，从国内传来我的主内弟兄昝爱宗和邹巍因为悼念刘晓波被抓捕的消息，同时我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毛庆祥也因为参与悼念被深夜带去派出所审问关押，一个74岁的老年人，被如此不人道的对待，让我感到不安，我想，难道这是主对我的警示吗？是祂在阻止我重返险境吗？悼念故友算是犯的哪门子罪呢？提审的警察说 刘晓波与你们非亲非故，你们为什么要去悼念？那么前不久杭州娃哈哈的宗庆后去世，不也有许多非亲非故的人去悼念吗，那次怎么没抓人？他们是不可理喻的，说你有罪，你就有罪，那些恶吏是口含宪尊的，我感到寒冬正在临近。

就在这时，我外甥女突然接到大阪美国领事馆的电话 ，要我第二天带着护照去核对身份——在傅希秋牧师的帮助下，美国有关部门为我办理了入境许可。万能的主啊，就在日本签证即将到期的最后关头，我见证了又一个奇迹！感谢主，一切都在主的安排之中，都在主的掌控之中，主有祂自己的计划，祂一定会在恰当的时候，给我恰当的结果。

到达美国后，我快速的前往医院做了复检，出乎意料，检查结果还算理想，医生告诉我，暂时不需要做化疗了。我又见证了一个主的奇迹，在自由的土地上，脱离了严酷逼迫的我不由得赞美主：“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30:5）在这感恩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怀着深深的谢意，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赋予我的生命和引导我走过的道路；感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危机时刻，给我作出的正确抉择，感谢主让我来到这块自由的土地，感谢主，在这里给我最好的弟兄姊妹！

结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精心创造的杰作，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神、服事他人。当我们坚定地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将主的爱传递给周围的人，即使面对逼迫和挑战，也能心存平安和喜乐。愿我们都能在主里彼此鼓励，共同成长，成为这世代的盐和光，见证主的荣耀。阿们。

谢谢大家！

基督徒：朱虞夫

2024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