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庆：从“主人”到“韭菜”，底层思维变迁史

 从“主人”到“韭菜”，底层思维变迁史

（一）对不起，我们是最后一代

时间：2022年5月11日。坐标：上海。人物：一对年轻夫妇。

事件：这对年轻夫妇核酸本阴性，但一群着防疫服装的警察奉命要求对其转运，并威胁如果拒绝服从将被拘留，而拘留这一污点将会影响他的三代。这对夫妇回答：“对不起，我们是最后一代”。

无异于平地惊雷，瞬间炸响整个互联网。

关键在于这对夫妇说这话时，没有叫嚣嘶吼，很平静很笃定。那句敬语“对不起”则隐约透露着一份独属于知识人的尊严，以敬语来提醒权力请保持基本的体面。这是知识人面对颟顸权力愤怒而又无可奈何的防守姿态，混合着愤怒屈辱倔强轻蔑又希望对方克制的种种复杂情绪。

而且“对不起”这三个字恐怕也不只是说给那几个警察听的，总觉得也是说给几个不在场的他们的父母。此时的“对不起”又是愧疚而真实的，毕竟我们这个族群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是这语气又表明他们不像是丁克理念的践行者，或者说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中不是。它没有如丁克家庭那种对理念的笃信和自我成全的欣喜，而是透露出一种莫名的悲辛，一份平静的绝望，一点对当下这个世界的冷漠和拒绝。仿佛这一句话就道尽了整个世代的悲剧。

它和去年流行的“躺平”表达的是同一种社会情绪，就是对社会主流愿景的放弃弃绝逃离，说白了就是不跟你们玩了，不再服膺你们那套传宗接代出人头地的主流价值观---虽然是以人畜无害的消极方式。这里面到底夹杂有多少反抗收割的意识，谁也说不清。但一个权利贫困的社会注定也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人也更容易萎靡消沉。

针对躺平，去年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理中客看“躺平”和“内卷”》，就谈到了躺平的“反本能”的特点，这一特点就决定了践行者只会是极少数，所以对于躺平，作为不想参与践行的人我不敢叫好，我只是为年轻世代的艰难处境而深感痛心。

一个人选择生与不生，选择躺与不躺，都是个体自由，而且这是应当被尊重的自由。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对不起，我们是最后一代”这种情绪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它能被迅速传播，也证明社会主流对此有情感上的高度共鸣。

虽然现实中真正践行一个也不生的人很少，但在一胎化政策已经终结了几年的背景下，这个社会的主流家庭却仍然只生一个，从最初的政策驯化到被驯化者内在心理的自觉改变，仅仅需要三十年的时间，一切已经很难挽回。

2. 中国的人口崩溃

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全球人口只有2.258亿，而中国人口为5960万，约占全球人口的26.4%。1820年中国人口3.8亿，占世界总人口（10.4亿）的36.6%。1949年中国估测为5.416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

按照202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现有人口为14.1178亿，印度在2022年3月4日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的人口统计数字应该是可信的，印度只在1976年英迪拉.甘地任内执行过强制计生，规定政府员工不结扎将失去工作，1977年就触犯众怒遭遇选举惨败，从此印度历届政府不敢再碰触该敏感问题。印度因为不存在公众对计生政策合理性的质疑问题，没有动机粉饰和修改。至于中国的人口普查数字，其真实性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人口普查现在都是电脑统计，无非把各地数据汇总。理论上，人口统计截止日那一刻就可以汇总出结果。然而他们却用了5个月时间才统计出结果。而且该结果被很多研究者指出与既有的数据不能吻合，甚至差距甚大。按照人口学家易富贤的研究，无论采取多么乐观的预测，中国人口峰值也达不到14亿，事实上印度早就超过了中国。

人口的增长或者减少是指数性的，不要只看到现在人口还颇具规模，就以为谈论人口崩溃是杞人忧天。2010年大陆总和生育率只有1.18。按照这样的生育状况，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大约只有5亿人，而且将会是更加高龄化的5亿。这种说法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因为他不了解指数降低的特点。事实上，中国已经掉进了低生育率陷阱，这种陷阱是一种下降螺旋，想爬出这一陷阱极难。

然则，人口总数还不是最要紧的，因为它有欺骗性，它很容易掩盖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中国人口结构的失衡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劳动力人口的快速萎缩，二是汉族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幅度降低。

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截止2020年11月1日，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全国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9064万，占总人口的13.50。而2020年新生儿出生数量为1003.5万。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根据中金公司近年发布的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11个等级的具体数据，中国人均月收入0-500元的有2.1589亿人，月收入500-800元的有2.0203亿，月收入800-1000的有1.2404亿。即月收入低于1000的有5.32亿人。北师大的调查数据与中金公司的数据也是吻合的。而李克强总理说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可见这一数字是大体真实的。一个家庭出了一个重症病人，就足以让整个家庭返贫。而现在中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约392.9万例，中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达2.9亿。仅仅治疗费都是很大的负担，更不用谈劳动能力的下降。

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民族人口生态正面临颠覆性变化。有人可能质疑笔者是大汉族主义者，对这顶帽子笔者敬谢不敏。我只是在谈论一个客观事实。

2005年的1%抽样人口调查显示，相比于200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汉族人口增加2355万，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这意味着，5年来占全国总人口90.56%的汉族增加的绝对人数竟然只占全国增加总人数的58%。关键的是，这一局面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野蛮的计生政策导致。

众所周知，中国执行的一胎化政策是有区别的，城市户口的汉族绝对的一胎化，农村汉族实行的是一胎半政策，第一胎是女儿的，可以再生一个，第一胎是男孩，就不允许再生。笔者生长在农村，隔着七八里就有回民村，90年代回民每个家庭生三四个孩子还很普遍，实际执行中根本不存在他们只比汉人多生一个的政策，因为回民向来桀骜不驯，又很抱团，政府基本对他们是放任不管的。而彼时汉人计生正是最严苛的阶段。

笔者认为应当对汉人遭遇的系统性人权迫害进行补偿，仅仅因为一个人祖先隶属于某个文化共同体就被区别对待，就被野蛮地剥夺基本的生育权，这是违宪的，也是违反自然正义的。法律的主体是现实中的每个人，而不是某个文化共同体。一个人属于汉族并非由其自己选择的，而且隶属于汉族并未给一个人带来某种特权和利益，甚至恰好相反，在生育升学工作甚至违法犯罪所接受的惩罚结果等诸方面，普通汉人往往遭遇的是歧视性待遇。中国不同于美国，并不曾存在过类似于白人对黑人的奴隶制和白人至上的历史，不存在基于赎罪意识和补偿意识的肯定性行动的社会基础。不能因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基本都是汉族，就要求没有普遍受益的普通汉人去承担歧视性待遇。

道理如此简单，但很多知识人却惮于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的标签不愿说出来。而普通汉人普遍缺乏权利意识，还经常性浅薄的沾沾自喜，把自己想像成统治阶层的一员，是最可悲的一群。

3. 中国人口缘何落入低生育陷阱？

造成当下人口极端危险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三十多年的强制计生已经彻底摧毁了中国境内世俗族群的生育观念，多子多福传宗接代观念已经所剩无几。一个前现代国家，其国民的生育意识却是后现代的，这本身就是悲剧性的。

三十多年的强制计生，就是三十多年的规训与惩罚，他们为了推进计生政策从强制到自愿的转变，把人进行了最彻底的客体化。人不再是有基本人权的有创造力的有主观能动性的有感情与温度的可以为父母带来情感慰藉的活生生的生命，而是社会的负担和累赘，是一个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数十年如一日的把人客体化的结果就是人的权利意识的极度淡薄，人已经把自己基本人权的被剥夺视作理所当然，把反抗行为和意识都进行了非道德化。已经从最初的权力把人客体化迈入人主动把自己客体化的阶段。这是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价值评判尺度的扭曲和人的异化。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权力最敬畏和官本位意识最浓的地区，恰好是强制计生执行的最好的地区，比如山海关以北，比如齐鲁大地，这些地区的主体人口早早地完成了从被权力驯化到自我驯化的转变。

另外，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一结论几乎适用所有国家。而东亚国家的文化特征与发展模式更是极化了生育陷阱。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社会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在古代，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生产工具的落后和稀缺，需要互助合作才能完成，包括儒家伦理规范，也是适应这种落后生产力条件下的农耕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集体主义一直是东亚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子不语怪力乱神又堵塞了中国人对彼岸的关注，宗教信仰一直没有进入中国人的主流。汉传佛教虽然流传甚广，但却又是世俗化和理性化的，其超越性不足。

东亚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决定个体是不彰的，人相对缺乏自由和独立意识，人特别关注自己在他者心目中的形象，人就容易生活在与他者比较的焦虑中，对成功的理解是与他者比较意义上的，无法自在自为自足的生活。又因为缺乏宗教给人提供的终极意义上的归属感，所以在个体精神上是不坚实的，不足以抵抗外在的各种压力。这种社会文化，体现出来就是个体特别看重面子。别人有车有房而我没有，我就是没面子的，别人的孩子学钢琴进私立学校，我的孩子学电子琴进公立学校就是没面子的。没面子就会自卑，就会消沉，所以东亚社会是普遍压抑的。这样的社会，人倾向于把生育与达到某种经济条件挂钩，认为条件差的就没有资格多生，这种认知甚至不仅用于约束自己，而且约束他者，对他者进行负面的道德评价。比如我们常见某些市民鄙夷的说农村人越穷越生。

过去生育文化没有遭到破坏时，养儿防老观念强，这种观念有其现实意义，女儿出嫁后照顾父母确实不方便，邻里之间打架斗殴没有儿子一方也容易遭人欺负。所以当时没有儿子可能成为家庭与家庭比较的主要指标，由此客观上也刺激了人的生育意愿。但现在观念已经不同了，人只管自己这一辈的意识越来越流行，传递香火意识已经很薄了，邻里之间打架的也少了，而快速的城市化以及城市化后生存成本的高企又加速了生育意识的瓦解。

生育率的低下，还有一个原因已经被很多人注意到，就是年轻人在普遍意义上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想象，这是最致命的。

（四）青年人对未来不再有想象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个，一是与高度的内卷有关，二是与过度的收割与权利的觉醒有关。

先说内卷，笔者以为两种因素导致了中国高度的内卷状态。其一是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关，其二是与自由和权利的匮乏有关。

中国并非是内需驱动的发展模式，而是依赖基建投资和出口导向的重商主义。基建投资过去是楼堂馆所，现在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基础设施等，俗称“铁公基”。中国有限的消费又是畸形的，集中在改善居住条件，利用国人安居乐业的传统意识，将市民辛苦积攒的血汗换成仅有70年产权的钢筋水泥，通过人为控制土地供应造成持续的稀缺状态，通过价格调控形成房价单边上升的心理预期。对老百姓进行钝感收割。

问题在于建成的商品房数量已经够多，很多人已经有多套房子，购买房子已经不再是刚需，而是当作一种投资手段。谁都知道中国人的平均薪资水平根本撑不起这么高的房价。但不妨碍人们继续炒房，本质上还是利用房价单边上涨的预期玩博傻游戏。很多人在参与玩博傻游戏的时候，是加了高金融杠杆的，所以这博傻游戏又蕴含着高度的金融风险。一旦心理预期扭转，这游戏就可能崩盘。建筑寿命平均只有50多年且产权只有70年的房子，本应是高折旧商品，竟被当作保值的投资品。可见中国人投资渠道的匮乏。

现在房价单边上升的心理预期正在扭转，房价之所以还能挺住没有跳水，除了行政力量介入禁止开发商降价销售之外，也与资金链的断裂有滞后效应有关。即便如此，也已经有多个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处于困境，像著名的恒大，已经进了重症监护室。

有一个现象已经昭示了这一切：土地流拍越来越普遍。2022年一二线城市（北京是唯一例外）的土地出让金都出现了同比腰斩以上的减少。直辖市重庆最惨，一季度同比大跌90.31%。而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可以体现在下面一组数据中：202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8.2万亿，房地产行业税收为2.5万亿元，广义土地财政依赖度达到38.8%。

土地出让大幅度减少，意味着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捉襟见肘，各种危机就开始显现。现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高房价挤压了其他消费，导致其他方面消费乏力，但如果刺破泡沫，不仅可能面临断供潮导致的金融危机，而且可能造成严重通胀。过去几十年超发货币之所以没有引起非常严重的通胀，一是所有商品几乎都形成了买方市场，在通胀背景下很多商品价格仍在下跌，特别是白色家电，二是房地产作为货币蓄水池。一旦房价泡沫刺破，大量货币会否进入日常消费端而造成严重的通胀呢？严重的通胀瞬间会让低收入阶层沦为赤贫阶层。

从出口来看，自2018年川普政府发动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开始，人们对中国的出口前景就开始持悲观的看法，虽然因为产业链的转移需要时间，美国暂时无法摆脱对中国廉价商品的依赖，短期无虞，但如果中美贸易争端得不到解决，中长期来看大家对中国出口是看衰的。新冠疫情发生后，西方一段时间处于“锁死”状态，生产几乎停止。而中国依靠主流国家根本不敢想象的那种烈度的管控措施，率先遏制住了疫情传播恢复了生产，所以一段时间，中国出口反而相比于过去增加了。但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只是暂时现象。特别是中国国内一些事情的溢出效应，欧美与中国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而且似乎已经不可逆转。美国现在频频讲脱钩，声言将重要的产业链迁回国内或者转移到东南亚等地，欧日也在隐隐的配合。而且这次的脱钩并非只是恫吓，而是以各种政策来激励跨国企业的产业链转移，甚至不惜为企业转移的成本买单，同时美国对中概股的独角兽企业进行打击，从市场准入到技术制裁再到融资全方位下手，中兴、华为的遭遇大家都看到了，而且制裁范围还在增大。这景象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脱钩已经不可避免，就像一段婚姻，以前虽然打打闹闹但并没破裂，而今一方似乎已经彻底厌倦，另一方也在布局和宣传离开欧美之后的内循环。

当新冠病毒变异为弱毒的奥米克容之后，世界各国都陆续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策略，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多次给社会按下了暂停键。先是西安，后是上海，特别是上海，因为它是中国的经济金融制造业中心，对中国影响巨大，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是让欧美日觉得中国的政策不可预测，将产业链某些环节放在中国，一旦政策有变会形成瞬间断供的局面，就会连累上下游整个产业。欧美日的商会组织在上海被按下暂停键的两个月内，都曾以不同形势向上海市政府表达过忧虑，其急迫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必然会让他们加速脱钩的进程。跨国企业往往是待遇优厚的优质企业，这种加速脱钩状态又必然提高青年就业的压力和焦虑。

二是对青年人的心态的影响，这个才是最要命的。这次清零政策执行中发生的种种荒诞荒唐荒谬不胜枚举，对基本人权的无视和践踏普遍化庸常化，上海这个代表中国大陆文明天花板的世界大都市几乎在一夜之间退化成了蛮荒之地。两个月内大白们的表现多面向地摧毁了青年人对未来的信心。

城市按下暂停键，青年们无法正常上班挣钱，按照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政治传统，上海市民不应当出现挨饿和蔬菜匮乏的情形，哪怕没有全国支援，只要快递和商店都能正常营业，也不应出现匮乏和价格暴涨的现象。但现实是出现了大量的挨饿的情况。以至引发很多人喟叹：谁能想到，一群住着上千万房产的人正在挨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说如果然给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撒哈拉沙漠，五年之内，那里沙子都会短缺。他说的是当权力排除市场，再丰富的东西都可能匮乏。所以以下的场景就合乎逻辑了。首先他们打着疫情防控的旗号让商店、超市关门歇业，将市场排除出资源配置的行列。然后通过发放通行证这种特权对准入主体进行控制，准入主体要么是他们的亲朋友好友，要么就是给他们输送利益的人。

他们还通过控制食品蔬菜的流入量，维持一种稀缺状态。同时，他们还利欲熏心，将全国各地捐赠的物品，私藏的私藏，弃掉的弃掉，或者将捐赠物撕去捐赠标签再转手以高价出卖发国难财。所以蔬菜食品等的价格都出现了令人咂舌的增长。导致他们的消费支出大幅上升。还要考虑到，年轻人正处于爬坡阶段，房贷车贷房租压力都很大，这两个月的暂停，不仅收入锐减且很多民营企业没有挺过来，一些跨国企业要走。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呆在家里已经失业。所以发生了多起跳楼自杀案件。

以上是从就业、收入和消费支出的角度审视的对青年人信心的打击。而最让人幻灭的可能是基本人权的被无视和践踏。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在执行层面出现的荒诞剧目轮番上演。很多大白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基本人权完全被无视和践踏，人丧失了安全感。几十年改开形成的那点制度理性彻底失效，人们突然发现，文明仍然距离我们很遥远。强行破门，强行进屋消杀，强行转移，刚性隔离，强制核酸，有急病得不到救治。健康码变成了良民证，而效力仅及于48小时。家都无法保护你，在大白们面前，你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在医疗资源最充沛的上海，哪怕你再有钱病再急，一个健康码就能成为铜墙铁壁，把你牢牢地阻挡在医院门口，任凭死神把你掳走。

这种种不可思议的疫情防控措施，对于高学历集中的上海年轻人，将会形成何等强烈的心理冲击呢？

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表征着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匮乏。宪法明示的自由和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个体无法利用法律来阻止权力对其的侵犯。这样的社会，既是不安全的，也是没有创造力的。

当人感到不安全，就会得过且过不为长远谋划。而一个没有创造力的社会就很难产业升级，创造新的增长点。甚至自由和权利的匮乏，也体现为各种小共同体难以形成，比如各种行会农协等。中日韩三个国家中，日本的内卷相对较轻就与日本的创造力有关，也与日本各种协会的博弈能力有关，而这背后就是自由和权利得到尊重的结果。

日本是工业制造大国，但日本国土狭小，农业容易受到冲击，但日本农协把日本农民组织起来，保障自己权利的同时也互助互补，使得日本的农业没有被冲垮，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优势。其实欧洲国家也是如此。有人说这是贸易保护主义思路，不值得提倡，但欧日同时给予农业高额补贴不是没有原因的，甚至农业最强的美国各种直接间接的补贴也不少。我们会发现一点，所有的发达国家，不仅制造业先进，其农业亦然。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凡是进化到宪政民主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欧洲的很多国家，世人没听说他们有世界品牌，资源也是稀缺的，但人家很自然地就成为了发达国家，而且不会再返贫。那些陷入拉美化的发展泥淖的国家，几乎都存在制度没有进化的短板，要么民粹主义要么威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所以唯心一点说，国家发达的原因实质在于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那些中东的土豪国家再有钱也不是发达国家。所以笔者在《理中客看“躺平”和“内卷”》一文中说“有且只有法治才能破解内卷”。这里的法治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法治，实际就指的是宪政民主。

有的国家幻想既能保持专制的权力和极权的社会结构，又能充分发挥个体的创造力，在科学技术上完成对西方的超越，完全是梦呓。创造力依赖于自由精神，而自由精神的培养和习得必须在法治环境下。

话题扯的有点远了，我们回到青年生育意愿降低这一母题。这就又回到了青年人对未来不再有想象的第二个原因，即过度的收割与权利的觉醒。

一说韭菜的收割，多数人下意识就会想到各种税收，实则税收并非最锋利的那把镰刀，高房价才是。高房价是一把无形的镰刀，权力隐身于市场经济之中，不显山露水，偶尔出来就是抑制房价过快增长，让人感动。仅有70年产权的一套房屋，将会让一对青年夫妻奋斗二十年。

一个人被收割，如果不知道被收割，或者不知道被谁收割，他的幻灭感还会小一点，最怕的是他意识到了自己正在被收割。现在的年轻人并非浑浑噩噩的文盲，他们聪明而且敏感。在持续地被收割中，

他们对于结婚买房生子忙忙碌碌一生产生了无意义感，而内卷状态又让他们看到未来职场的残酷，他们提前看到了自己庸常人生的尽头。就会觉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种奋斗不值得。这种心态下的年轻人，会愿意生二胎三胎吗？痴人说梦而已。

如果想挽狂澜于既倒，政府首先需要意识到，现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80、90年代的年轻人，彼时的年轻人那种大而无当的豪情壮志，那种认定自己与这个国家休戚与共的主人翁情怀已经不再。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群清醒的年轻人，有基本的权利意识，不再抱持虚幻的理想主义，而是更实际更自我利益中心。现代年轻人的特点将决定你们的政策选择，希望政府能固本培元，扼住生育率断崖的趋势。

     刘书庆  2022年6月25日